金边三代人的浮生掠影

(原标题:金边三代人的浮生掠影)

  摘要:Khun和他的邻居,都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归于时代给予的机遇。他们的成长,也正是柬埔寨的成长。不过,腐败盛行仍是柬埔寨最大的问题,这几乎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当地时间2019年10月5日,柬埔寨金边。

▲当地时间2019年10月5日,柬埔寨金边。

  太阳开始下沉的下午四点,Khun带我穿过柬埔寨首都金边市中心的一个社区,走向他的家。街上熙熙攘攘,人声鼎沸。商贩的叫卖声和不远处传来的鸡鸣融成一片。

  晾晒的衣服凌乱地飘在空中,臭水沟发出刺鼻的味道。在两栋破旧的楼房之间,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,漆黑泥泞。颇为陡峭的楼梯里没有电,Khun打开手机照明,提醒我当心脚下。

  摸黑爬到四楼,门口躺着一只断了一半尾巴的大灰猫。推开门,眼前却如柳暗花明般呈现出一个精致的欧式房间。屋子里摆放着卧佛、印度教的神像、基督教的十字架,以及被Khun放大了很多倍的艺术作品。

  对于柬埔寨这个国家,人们的印象极度分化。它被人记起通常因为两个标签:一个是象征柬埔寨鼎盛时期,如今游客如织的吴哥窟;一个则是骇人听闻的红色高棉统治,和让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死去的大屠杀。在这两个极端中间,则是柬埔寨人普遍消瘦的模样。

  这是Khun想要改变的现状。伴随着柬埔寨的发展,一些现状让他觉得困惑迷茫。正如他的屋子和周围贫民窟带给我的反差感一般,Khun带给我的反差也是如此。

  他是我的柬埔寨朋友,但并不是典型的柬埔寨人。39岁、未婚,手上、胳膊上印着传统的高棉纹身,戴着两个耳钉,脖子上挂着一条精致的高棉围巾。他讲着一口从美国人那里学来,后来被法国人带偏的英文。沉默时表情严肃,冷峻得让人不敢靠近。讲起话来却语速极快,滔滔不绝,说到尽兴处朗声大笑。

  Khun说,他喜欢住进这样的房子。进屋之前那段漆黑的路程,常常让他想起柬埔寨之前历经的苦难。金边这座城所走过的路,和Khun的祖父、父辈走过的路交织在一起,呈现出三代人生存的故事,也构成了我对金边在“红色高棉”政权倒台后,40年疗伤重建过往的认知。

  在如今七成以上人口都低于30岁的柬埔寨,想要找到一个对过去有清晰记忆的人并非易事。但因为几乎每个柬埔寨家庭,都有在“红色高棉”时期失踪或被害的家庭成员,提及这个话题,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回避。在他们支离破碎的回忆里,我对柬埔寨历史的认识逐渐清晰。

  Khun的楼下住着他社区的领导Arti。今年63岁的她打扮得极为精致,看起来远并没有实际年龄大。被问及对1975─1979年那段“红色高棉”时期的记忆,她停顿了片刻说道,我给你一个数字吧:我有35个亲戚,红色高棉统治结束之后,只有两个人存活。

  “红色高棉”上台那一年,她只有18岁。她的父亲本是旧柬埔寨军队的高官,母亲是商人。“红色高棉”时期之前,她的家庭比较富裕,她也完成了高中学业。Arti说,“红色高棉”时期刚开始的时候,金边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,经济发展在亚洲大城市中排在前位,景色比现在漂亮很多。但受内战影响,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,人们想要改变。“红色高棉”的领导人波尔布特正是在这种情绪下上台。

  惨痛的故事始于一夜之间。Arti说,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只记得有一个叫“Ankor”的人叫大家在三天之内全部撤离金边。“红色高棉”政权认为,知识分子和资本家、商人云集的大城市不利于社会的改造,意图将城市这种社会结构彻底解散,将所有人打回乡村。

  Arti有九个兄弟姐妹,全家人被分散放逐到柬埔寨不同的地方。她的妹妹在途中生病,没有药物造成双眼失明。父亲请求在妹妹死前看她一眼,但没有被允许。说到这里,Arti的眼圈红了。为了活下来,他的父亲和母亲隐瞒了身份。

  在金边街头随便和人交谈,都能发现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段类似的经历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这些人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,对痛苦的回忆保持缄默。大多数人在提到往事时态度坦然。虽然各个家庭的经历并不完全相同,但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:为了活下来,他们学会了对红色高棉说谎,学会了欺骗、隐瞒。这是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能活下来的秘笈。

  但坦然,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忘记或者原谅。没有人忘记,人们希望看到正义降临。

  在“红色高棉”治下被充作秘密监狱和行刑场的S-21监狱内,最后只有七个人生还。生还者中有两个老人还坐在往日监狱的院子里,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,当场签售。他们不会讲英语,手上写着书的价钱;游客走近的时候,他们会大声喊着说“10美元”。其中一个老者还专门印了自己的名片交给我。对于他们来说,这是一段往日幸存的历史,也是今日谋生的工具。

  其中一本书的名字叫做《未来的正义不只是为了受害者》。我问老人,你现在还害怕吗?他说,不害怕了,因为那些曾经折磨他的人,得到了国际刑事法院(ICC)的审判。

  但更多的人对这场追究范围有限的审判结果并不满意,他们希望看到更多人得到审判。民众说,在内战结束、“红色高棉”倒台后,那些曾在“红色高棉”时期主政的人,由于知道从私人手上没收来的金银藏在哪里;作为交代财物去向的报偿,他们获得了在新政府内留任的机会。有些加害者则离开了政府、回到民间,就和受害者们住在同一片地方。

  1979年1月,在越南军队进攻柬埔寨的战局下,丧失民心的“红色高棉”很快垮台。由越南扶持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权成立。如今在柬埔寨掌政的首相洪森,40年前即是引越军入境“解放”柬埔寨的军政高层之一。

  面对究责范围要有多大的争议,柬埔寨主政者反问民众的问题是:你希望正义,还是要和平?问题背后的逻辑是─如果要正义的话,就会有更多的人遭受审判。那么,之前参加过“红色高棉”的人就会重新开始斗争,就会有更多的内战,大家的后代仍有可能再次遭遇屠戮。大多数的人于是在正义和战争之中,选择了和平。没有人希望再次看到战争。大多数的老年人也对柬埔寨这20多年来的和平发展感到欣慰。

  “我不在意谁会当首相,我只在乎和平。”大多数的人说,目前的政府正在推动改变,是他们给了柬埔寨民众和平。

  但每个人对“和平”的理解又不尽相同。多数人认为:和平就是没有战争,没有杀害;但还有人说,和平是要还我内心的安静,“正义一日不伸张,内心就一日没有和平”。

  回顾全国四分之一人口遭受杀害的这段民族痛史,Arti说,“我们之前所做的是一个巨大的错误,我们以后要避免这种错误,就一定要团结在一起,不能互相伤害。”“怎样团结在一起呢?”我问。Arti有些不耐烦,“就是团结在一起嘛!”

  “红色高棉”倒台后,40年过去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─有些人觉得太沉重而不能开口,有些人则已经释怀,平静地对待过往。经过了那个时代,从他们的神色中看不出太多城府,但却能看到不同程度的胆怯。

一切归零

  “正义是什么?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个法庭能带来正义。”

  今年45岁的Yi目前供职于一家国际性的公益机构。1990年,Yi作为柬埔寨的代表之一,参与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的大会,讨论国际刑事法庭(ICC)的正当性。他当时说,这个法庭是不正义的。多年过去了,他强调“今天我依旧这样说”。

  “红色高棉”统治时期,Yi只有4岁。他伸出手,让我看他左手手腕上的伤疤,那是他在田里做工时不下心被镰刀割下的。“红色高棉”时代,所有的孩子都不准去上学。不论年龄多小,都要到田间参加劳动。Yi拿着鞭子放牛,在玉米田里捡了一个玉米。这一行为,却被监督者指控为“偷盗”;所有在务农的孩子都被召集过来,一起公审“应该怎样处置Yi”。Yi的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为他辩护,最后他才被放过。

  和Yi年龄相当的中年人,见证了金边的重建。熬过那段黑暗历史的人大多认为“活下来,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”。他们告诉我:“红色高棉”统治结束的时候,大家异常开心,欢呼庆祝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这意味着从头再来,从零开始。

  但这并不是和平的开始。“红色高棉”倒台后的10年间,柬埔寨继续经历动荡,几派势力间的武装斗争仍未止歇。期间,金边曾被隔绝为几个部分,城市不同片区之间不能自由走动,仍旧能够听到枪声。

  与此同时,百废待兴的柬埔寨需要“从头再来”,恢复最基本的社会功能。政府开始召集之前曾当过教师、医生的人,让大家申请重操旧业。而没有这些公职经验的人,则需要在田间工作。虽然没有工资,但最起码不用再担心遭到杀戮。

  害怕贫穷,是成长于后“红色高棉”时期的这代人共同的特征。他们对于红色高棉统治只有模糊的记忆。如同父辈为了保全性命而必须说谎一样,这代人为了生存也必须穷尽办法。为了找到工作,Khun的父亲改了自己的名字,顶替别人当上了警察;为了推迟退休,他又修改了年龄。直到现在,Khun都不知道父亲的真实名字和年龄是什么。

  在大屠杀纪念馆门口,一位司机对我说,他有两个孩子,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是200美元,妻子则有300美元,两口子为了糊口整日忙碌。

  贫穷并不是唯一残酷的地方。虽然中年人们对内战的记忆并不清晰,但仍间接地深受其影响。他们的父母辈由于受过恐怖统治时期的影响,脾气多不稳定,有些时候会让孩子坐下来,滔滔不绝地讲很多过去的事情;有的时候又沉默不言,什么也不说。晚辈们说,真正经历过恐怖统治的那一代人容易发怒、生气,会伤害孩子,害怕权威,害怕任何穿制服的人,也害怕富人。

  在国际救援组织“international SOS”工作的Tarksh说,小时候妈妈常常跟他说之前受到的虐待,让他对拿着指挥棒的红色高棉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以至于当那个曾在“红色高棉”统治时期伤害过他的领导,现在到他的诊所看病时,他还会心有余悸。

  往事的苦涩,也许只有老人自己能够体会。

  1979年1月7日,越南军队推翻了“红色高棉”的统治。在今天的执政者语境里,这天被定义为柬埔寨的“胜利日”。Khun在1980年2月4日出生,正是内战之后出生的一代人。

  在小学和中学时期,他在课堂上不断学习内战对这个国家的摧毁,同时被反复告知,是引入越南军队的人民党拯救了这个国家。那个时候只要不把饭给吃完,孩子们就会受到父母和祖父母辈的严厉指责。

  进入21世纪的前一年,Khun完成了自己的高中学业。那一年,金边出现了很多私立大学,使能上大学的人大幅增加。但Khun付不出自己的大学学费,因此开始在当地的教会学校全职工作。教会学校也在这个时期大量涌现。

  刚开始,柬埔寨政府禁止这类由境外宗教团体支持的学校,但后来逐渐开放,转为合法。很多柬埔寨人也是在这样的教会学校里学会了英语。

  两年后,Khun的姑姑从加拿大回来,希望Khun能够继续上学,并资助他学费。Khun开始一边上大学,一边在教会工作。2005年,他从柬埔寨国家管理学院(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)毕业,学习财政和金融专业。大三这一年,他又得到一个在美国NGO工作的机会。

  这份工作Khun非常喜欢,坚持了五年时间。这个NGO为促进柬埔寨的教育,将总部设在金边。Khun负责联络当地人和组织。内战彻底结束后,柬埔寨涌现出很多NGO,还有着“NGO天堂”的称号。很多菁英人也为各类NGO工作,这些NGO涉及农业、教育等各个领域。

  他所供职的这家美国NGO并没有在柬埔寨正式登记,薪水不是很高,NGO也不需要他全职工作。但这段经历却激发了Khun为柬埔寨同胞做更多贡献的想法。

  在为NGO工作的同时,他开始在柬埔寨中部的磅清扬省帮助孤儿,帮助那里的孩子们适应社会、靠近梦想。在他法国朋友的介绍下,Khun又开始为一家投资公司工作,成为一个市场分析师。

  三年时间,他用赚来的26000美元装修自己130平米大的房子,设计中充满了高棉建筑的传统元素。和几年前相比,他对现状感到非常满意。

  Khun的邻居,35岁的Khan是一名警察,能操着一口广东腔调的中国话。他说自己的工资在2006年只有100美元,这几年则一直在增长,现在已涨到了每个月400美元,他已经觉得很满意了。Khan结婚了,妻子是老师,但仍和他的父母、弟弟妹妹住在一起。“我要努力做工,其余还要努力挣钱,做些生意”。

  Khun和他的邻居,都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归于时代给予的机遇。他们的成长,也正是柬埔寨的成长。不过,腐败盛行仍是柬埔寨最大的问题,这几乎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  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,柬埔寨在全球168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150位,与周边的东南亚国家相比排名垫底。由于这个国家曲折多难的现代史,柬埔寨依旧缺乏质优的教育资源,贫穷的家庭对教育也不够重视。柬埔寨的富人们生病了通常会去泰国或者印度尼西亚看病。

  但在过去几年间,首都金边多了很多高楼,街上也多了很多摩托车和豪华的车辆。2017年全球共卖出了50辆劳斯莱斯幻影,其中17辆被卖到了金边。在金边,还能够看到其他亚洲大都市的一切:购物中心、商场、摩天大楼、五星级酒店和各式各样的餐馆,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。但在同一座城市里,很多孩子必须在深夜里继续兜售商品直到凌晨,街上不时有抱着熟睡孩子的妇女,在垃圾箱中翻捡还可用的物资。

  见证金边变化的,包括不少在这里长期居住的西方人。柬埔寨温暖的气候和便宜的物价,以及曾作为法国殖民地留下的法式建筑,吸取了大批退休的欧洲人在这里定居,安度晚年。仅仅在10年前,金边的街头还没有充足的电力,人们得靠烧纸照明。如今金边彻夜不眠的酒吧区,那时还是一片监狱。即使最批判柬埔寨现政府的西方人,也不会否认金边快速发展的现实。

  法国人Ken在金边做生意,开了两个民宿,一个餐吧。民宿是中国商人建造的,生意伙伴是柬埔寨当地人;餐吧则是和同样来做生意的法国人一起经营的。他说,比起在法国,在柬埔寨做生意比较容易,限制很少,交的税也少,政策非常开放自由。金边这些年发展迅速,让他看到了巨大的潜力和机会。

  经济的开放,也开阔了金边人的视野和思想。随着越来越多外国人来到柬埔寨,当地人大多可以使用简单的英文和游客交流。对于Khun来说,柬埔寨的开放给了他认识外部世界的机会。父母离婚后,他成了一对美国夫妇的干儿子,还结交了很多法国朋友。

  最近五六年,还有一点变化显而易见,那就是中国在金边的存在感越来越强。

  金边过去是法国的殖民地,街头随处可见精致的法式建筑。在小巧玲珑的法式建筑和柬埔寨当地人居住的高棉楼房之间,是一幢幢中国企业已经建好或正在施工的现代化大楼。金边人会指着高高的楼层用开玩笑的口气说,“你看,中国建造”。

  柬埔寨的房地产业在2010年开始兴起,在此之前,柬埔寨不允许外国人持有本国产权,甚至连地上权都不能持有。2010年5月份通过的《外国人持有产权法案》作出新规定,允许外国人购买从二层以上的楼层。

  我到金边时,恰逢中国的农历新年期间。此时,金边街头的很多餐馆和商店都关了门,较平日冷清不少。不少商店门前贴着红底黑字的汉语对联,洋溢出浓郁的过节气氛。一些超市和商店中的工作人员特意穿上中国传统服装;走在街上,不时能听到用高棉语翻唱的中国歌曲。

  当地人告诉我,很多中国人在金边做生意。当农历新年期间,他们回中国过年,生意也就暂停一阵子,在金边的当地生意伙伴也跟着放假。中国新年初一那一天,金边的孩子都不用上学。

  主要接待中国游客的金边赌场,则是柬埔寨人从当地认识“中国”的另一个地标。到了夜晚,金碧辉煌的赌场建筑每每引起当地人的驻足观望。这座由中国人经营的金边赌场为当地GDP做出了可观的贡献。而大多数未曾涉足其间的柬埔寨人,则乐于在茶余饭后,交换着围绕赌局、投资、黑帮和当地政商关系等充斥耸动情节的耳语。

  对于中国这个曾在历史上与柬埔寨有着密切联系,如今也大幅投入对柬投资的国家,柬埔寨人的态度有些复杂。有些上了年纪的人,对红色高棉时期的柬中关系仍耿耿于怀;不过,对大部分年龄在30岁以下柬埔寨人来说,看待中国的视角和关切,则有很大不同。

  中国投资刚进入柬埔寨的时候,很多人认为,这是柬埔寨的机会,中国的投资无疑将带动柬埔寨经济发展。但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到金边做生意,中国游客来柬埔寨时,也多选择中国人所开设的商店、餐馆和旅行服务机构。这些单位未必会聘用太多柬埔寨本地人。这也让一些当地人感到失望。

  另一方面,当一幢幢高楼树起且不乏空置情况时,“这些楼要卖给谁来住?为什么越建越多?柬埔寨人有钱买吗?有钱的柬埔寨人买下来后会租给谁?”等一连串疑问,也不时浮现在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当地精英阶层心里。

  虽然对中国带来的各种影响仍有疑问,但还是有越来越多有条件的柬埔寨家庭,开始让孩子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中文。不少当地媒体也开设了中文频道。在他们看来,中国进入柬埔寨是一场游戏;既然是游戏,就会有赢家和输家。一个带着孩子周末去上中文课、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柬埔寨中年男人对我说,“牌局时刻在变,多了解中国总是好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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